我叫薛红军，今年60岁，家住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北书店街道办事处三胜街30号。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蛊惑，我参与组织、策划了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尽管“1·23”自焚事件已经过去11年多了，我愿意站出来还原当时的那段痛苦经历。
练功时期我很痴迷
我曾经是开封市龙亭医院的外科医生。1985年停薪留职，在开封市做家具生意。我原来是一名气功爱好者，1987年起修炼过丘处机门派气功。1994年3月，我受聘于辽宁省鞍山市鞍山大厦晶都磊酒店，担任总经理一职。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接触到了一位客户遗留在我办公桌上的法轮功书籍，立刻被书中李洪志所讲的歪理邪说迷住了。到1994年6月8日，我正式走进了鞍山市烈士山公园练功点开始习练法轮功。当时练功点有五、六十名学员，每天早上习练。除了练功，就是学习李洪志的书籍,为此，我不仅放弃了其他门派气功的修炼，连过去喜欢的京剧也不唱了，整天一门心思修炼法轮功。
我管理的是一家有数百人的大酒店，每天事务性的工作很多，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我每天痴迷于修炼法轮功，感到正常的工作也成了修炼的障碍。于是，1996年5月30日，我毅然辞去了总经理职务，回到了家乡开封市进行专业的法轮功修炼。回来时什么也没有给家人买，只带了一个又大又沉的包，里边全是《转法轮》和练功音像磁带，我要把“大法”“弘传”给我最亲近的人。
回到开封以后，我一方面在龙亭练功点练功，另一方面积极动员亲人朋友加入法轮功修炼。我记得当时在龙亭练功点经常习练的有二、三十人，一个姓张的老太是练功点负责人。我和王进东是几十年的好朋友，1996年10月，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并千方百计动员他修炼法轮功，后来还动员他的妻子何海华和女儿王娟一起加入了练功队伍。我当时认为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成佛成仙”的好机会，没想到是我害了他们。我也曾磨破嘴皮向我的家人“弘法”，劝他们修炼法轮功，无奈他们常人之心太重，不肯走入“修炼”，我还为此感到过惋惜。
“1·23”自焚前我很亢奋
从1997年开始，在开封市的法轮功学员中间流传着一个离奇故事。有一位大法弟子自称开了“天目”，是李洪志的“十大弟子”之一，这个人就是刘云芳。我和刘云芳是在龙亭练功点练功时认识的，但当时我认为我和刘云芳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他“生命”的年龄比我大，悟性比我高很多，我也以能够接近和认识刘云芳为荣。
2000年以来，李洪志连续抛出《走向圆满》、《去掉最后的执著》、《忍无可忍》等多篇“新经文”，煽动痴迷弟子“顶着压力走出来”。在《走向圆满》的“经文”中，李洪志甚至赤裸裸地讲，只有“真正地将整个生命溶于法中”，才能“走向圆满”。李洪志宣称：“现在是最后修炼、得法的机会”，是“真正圆满”的最后期限，蛊惑痴迷者在世纪之交“修成正果”。此外，李洪志还威胁，“法到人间”时修不回去就要被淘汰，就会遭到“形神俱灭”，彻底被销毁。
受李洪志“新经文”的影响，刘云芳自称：“我悟到‘圆满’了。‘圆满’就是什么都要放弃，人‘圆满’后能‘白日飞升’，直奔‘天堂’。”刘云芳还说，“练功时进入了状态，悟出‘元神’带着点火工具和汽油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着火后，我的‘佛体’就出现了，口里喷着火，一瞬间光芒万丈。”刘云芳将这段话告诉了我，要我在“功友”中间传播。我当时虽然对刘云芳悟出的东西有怀疑，担心他是不是悟错了，但由于对他的崇拜有加，所以还是按他的意思做了。与此同时，受李洪志不断“上层次”的诱导，王进东甚至悟出了必须以最高形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才能“圆满”。并明确提出，“自焚‘圆满’的最佳时刻应选农历除夕。”我当时提出，“要多组织一些人去天安门广场自焚，人越多法轮功‘气场’就越强。”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了刘云芳、王进东、郝惠君等人的赞同。
就这样，1月16日，刘云芳、王进东、郝惠君、刘葆荣，以及12岁的刘思影和她的母亲刘春玲等6人毅然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1488次列车。火车启动时，我前去与他们送行，与他们相约：“天上见。”
图一：薛红军在讲述“1·23”自焚事件经过
听到自焚造成的悲剧我很诧异
关于我为什么没有到北京去参与天安门广场自焚，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层次比刘云芳、王进东低，去了等于没去，没有一点意义。”事实上，我虽然对他们的自焚行为持保留意见，但从内心还是希望他们自焚成功，能够“白日飞升”、“圆满成仙”。当我从社区干部的口中得到王进东他们在北京出事了的消息，我的内心还是感到很诧异。
我感到诧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李洪志不是讲要弟子“圆满升天”吗？怎么弟子按照他说的办，得到的却不是“圆满”的结局，而是当场造成一死四伤的惨痛悲剧？
二是李洪志不是讲“圆满”的滋味很美妙吗？怎么王进东、郝慧君、陈果、刘春玲、刘思颖等人自焚时的表现很痛苦？童言无忌的刘思颖还喊出了“妈妈，救我”？以至于刘葆荣喝下汽油而没有勇气点燃，刘云芳甚至连汽油都没有喝下？
三是李洪志不是说弟子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所替代了吗？那自焚时应该冒出的是白烟而不是黑烟呀，冒出黑烟的弟子能够“圆满升天”吗？
四是我们组织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是做错了，那也是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去做的呀，李洪志为什么不用“法身”保护我们呀？
看到法轮功媒体的攻击我很愤懑
“1·23”自焚事件发生后，法轮功高层在第一时间内急于掩盖事实真相，竟然否认参与自焚的7名人员是法轮功弟子，甚至污蔑是中国政府导演的“苦肉计”，这让我感到很愤懑。
参与自焚的7名弟子我都认识。王进东、刘云芳就不必说了，郝慧君是我在“弘法交流”时认识的，刘葆荣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陈果、刘春玲、刘思影我也见过，他们怎么会是政府找人假扮的呢？我们这些人都是普通的法轮功弟子，经济上是不宽裕，但如果当时不是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盲目轻信，别说是给10万、15万，就是给1000万也不会去自焚呀？毕竟，生命是最重要的，命都没有了，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呀？即使以我个人来说，我从1994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了修炼我放弃了优越的工作，从1995年到被捕入狱前，光《转法轮》我就读了500多遍，这样还不是法轮功弟子吗，这样的弟子还不够“精进”吗？他们这是在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脱责任天理难容啊！
事件发生后，我因参与幕后策划和组织“1·23”自焚活动，于2001年2月被依法逮捕。2001年8月17日上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1年11月7日被送往河南省郑州监狱服刑。在服刑的日子里，我接受监狱对我的改造，并于2001年12月18日转化，彻底与法轮功决裂，然而，法轮功媒体对我的造谣污蔑却源源不断。这同样让我感到很愤懑。
图二：薛红军2006年在郑州监狱服刑时的照片
法轮功媒体的稿件《新华社的“资深学员”薛红军究竟何许人也？》和《自焚伪案的主角薛红军劣迹斑斑》称，我“平时抽烟、打牌、赌博、无所事事……在正经人眼里根本就是一个地痞”，“盗用法轮功的名义骗人钱财”，“他在号里的表现，也与法轮功不沾边”，“号里的卫生值日都不乐意干”，号里人都认为‘他根本不像个法轮功！’”等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平时喜欢抽烟不假，但我抽的烟都是自己买的，一些刑事犯还经常找我要烟抽，我哪里占别人便宜了。入狱之前，我在闲暇之余偶尔也打过牌，但从来没有赌博过。至于骗人钱财，就更不存在了，我是分数次借过郝慧君的3600元钱，郝慧君出事之后，我一次性还了她6000元，是她妹妹代收的，还打了收条，多出的2400元算人情也好，算利息也罢，早就两清了，怎么会说我骗人钱财呢。至于说我卫生值日都不乐意干，就更是子虚乌有了，我在监狱服刑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还获得了减刑，表现不好能有这样的结果吗？法轮功媒体简直是胡说八道！
回归社会后我感到很惬意
2007年7月25日，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一天，我被提前释放，回到了开封的家中。
家乡社会各界都很关心我。为了解决我的生计问题，社区干部帮我申请了低保，我和儿子算是两家，加起来每月可领到1000多元的低保金。办事处还帮助我购买了三轮车，帮我联系做运输和批发鸡蛋的生意。我现在每天到郊外的鸡场拉货，批发鸡蛋，收入也过得去，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是快乐充实。
工作之余，我现在还积极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比如打扫卫生、义务巡逻维持社会治安等，老伴有时也跟我一起去，两个人在一起既锻炼了身体，又说说笑笑，其乐融融，算是弥补我过去所犯错误对社会和家人的愧疚吧。
回首往事，简直是一场噩梦。感谢社会各界，把我从罪恶中解脱出来，我一定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坚决与法轮功决裂，并主动揭露法轮功害人的邪教本质，让更多的兄弟姐妹从法轮功泥潭中走出来，绝对不能让我遭受过的痛苦经历在其他人身上再重演了。
图三：薛红军近照和他居住的二层小楼
图四：薛红军拉鸡蛋用的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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