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东：广场自焚

 

　　第二天早上我们为了安全，告诉剩余的人，最好不要出入太频繁了，我和刘云芳在大街上用公用电话给刘秀芹通了电话，说想见见面，刘秀芹马上就答应了，定在当天晚上七点在古城的北京首钢公司门口见面。 

　　接着我领刘云芳乘地铁来到了琉璃厂，买了40米装裱好字画用的塑料防潮袋，准备自焚时用来装汽油。因为时间还很早，我们在街上转了转。到5点钟我们乘地铁到了古城后，我和刘云芳吃了麦当劳，到7点整我们在首钢公司门口和刘秀芹见了面。她又把我们领到了一家餐馆，这次是2个男的，1个女的，算上刘秀芹、我和老刘共6人，来的那位中年妇女未发一言，交谈中他们悟性都不及刘秀芹，没多长时间我示意刘秀芹、老刘结束了这次谈话，出门后刘秀芹想让我们俩到她家再谈谈话，送别“功友”后我俩就跟刘秀芹到了她家。这时我和老刘把来北京的真正目的给刘秀芹说了，她听了后很吃惊，又为我们这伟大之举感到敬佩。她为自己做不到而深感惭愧，看到我谈笑和举止自若而不解，说你们修的境界到了如此这种地步。她对我佩服的无法言表，决心为我们行动的成功做出她的最大帮助。

　　我告诉她现在我们对居住的环境不了解，不敢在住处灌装汽油，想让她帮助在外边租一间能安全灌装汽油的房子。她说这样的地方不好找，最后她决定提供自己的住房让我们用，对她这种真诚的奉献，我俩也为之感动，认为这也充分表现刘秀芹的境界和不同程度的舍尽。 

　　回去后，刘云芳为汽油没有落实而发愁，多次催促我提前买好，我说提前买来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并胸有成竹地安慰他不要急，说这事不用你多操心，不会误事，我开一辈子车难道还买不来汽油吗？尽管放心吧。 

　　元月22日早上，我和刘云芳到门口的杂货店买了4个容量为10升的塑料桶和一根洗衣机的进水管，作为从桶内抽油的引管，租了一辆小车叫司机把我们送到了加油站装满了4桶汽油。怕引起别人怀疑后又换车，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了，因为快过年了，汽油的颜色很像食用油。车子把我们送到了刘秀芹家，是事先定好的时间，刘秀芹在家等着我俩，这大约是10点左右。我和老刘在凉台上忙着灌装汽油，因怕渗出，把三层袋套用，装好后平放在凉台的地上，下面垫上塑料布，上边盖一块布。因这件事刘秀芹一直瞒着她的爱人，住室内没有一点汽油味，为防万一，刘秀芹还在住室内燃了香。 

　　这天刘秀芹为这事请了事假，单位领导怕她再搞“法轮功”的活动，曾两次打电话询问她在家干什么，她都搪塞过去了。 

　　第二天，2001年元月23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早上我们七人起得很早，洗漱完毕后吃了早餐，先后出了门到大街上租了一辆车，直奔刘秀芹家。进门一看刘秀芹很着急地给我们说汽油都渗出了，气味很大。无奈我决定再去买袋子，因渗出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现在装好后马上就用不会有问题。但有人提出用饮料瓶，我说袋子可绕在身上容易划破，穿衣服后不明显，瓶子在身上鼓鼓的进广场时怕引起怀疑，所以我坚持还用袋子，立即下楼乘地铁到琉璃厂去买袋子。在路上我想如何能安全进入广场呢？广场有警察和很多便衣，他们的眼是很真的，我突然想到了玩具手机，带着它进广场时作个样子，决定多买几个玩具手机。为买这个东西我跑了不知多少商店，最后还是在古城刘秀芹住处不远的东边市场买了仅剩下两套装的玩具手机，内有电子表、计算机共花了90元钱。 

　　回到刘秀芹家已是下午1点左右，他们等不上我决定改用饮料瓶。刘秀芹在楼下买了一箱饮料倒空后装好汽油，我进门时他们正在往自己身上捆绑装好的汽油瓶，也有的放在背包（书包）里。我和刘云芳把瓶子用尼龙草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双臂的腋下，用胶带纸固定好，穿上毛衣，外边又穿上棉袄，敞着怀互相看了看认为可以了。就这样带上事先郝慧君为每个人买好的2个单面刀片及2个打火机，每人都自觉地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大约余下不到6000元，我们让刘秀芹转交给那个年轻人1000元，余下的用在北京“大法”的建设上，刘秀芹说给你们寄回家吧，大家都不同意，因为家里都不知道。 

　　这时已是1点左右，我告诉大家分批坐车去，行动也不要在一起，如在一起目标太大。根据路程、堵车，估计去广场约要1小时，所以我们把时间定在2点半左右各自行动。 

　　我们让第一批人马上就去，郝慧君、陈果、刘春玲、刘思影下楼后坐出租车先走了。这时我看到陈果、刘思影的身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哎，听天由命吧。可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在做“伟大的事”，只是……

　　接着我和刘云芳、刘葆荣乘一辆出辆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在车上我和司机闲谈着，我找话和刘云芳闲谈，他没有接腔，看来他很紧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心里却很平静。这时车子开到了广场西侧，我让出租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南门停下，刘云芳、刘葆荣下车后先向广场走去，我给司机付过车费后也慢慢地向广场走去。这时我看到他俩向毛主席纪念堂西侧小门走过去，因刘云芳心虚，他想跟着人家混进纪念堂后再进广场，结果人家不让过。因为广场的进口处站着一位值勤的军人，他们只好直接进广场的门了。我带着花镜看着报纸走到广场的西侧门进了广场，我看了表约已是2点半了，在广场纪念碑附近转了一圈，想看看她们先来的几个人在什么位置，到底她们进没进广场？当我围纪念碑转到西边时见到刘云芳、刘葆荣，我问刘云芳，你见到她们几个人了吗？这时刘云芳脸色非常紧张，听了我的问话，像没有看见我一样，径直向北走去。这时我就想，刘云芳是否能做成功这件事？我开始怀疑了。但我想，这是“正法”，“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一举一动，一个念头“师父”都知道，不管别人如何，为“大法”，我必须成功。 

　　当我走到纪念碑东北侧时，前边有4个便衣警察并排向我走来，他们的目光直盯着我，这时我看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立即用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单面刀片隔着毛衣把瓶子划破了，丢下刀片后，左手拿着打火机，这时警察的步子正在加快，他们一看我手拿着打火机，不知我在干什么，他们同时愣住了。在和他们距离约10步左右的时候，我把火机按下了，顷刻间大火把我吞噬了，因为大火隔断空气，我马上就感到呼吸困难，我已没时间双盘腿，就单盘坐下结着印（“法轮功”练功动作）。空气在大火的带动下发出呼呼声响，突然的缺氧使我透不过气来，心里却很清楚目的就要实现了。这时不知警察用什么东西（后来看过“自焚事件”报道录像后，我知道是用灭火毯）往我身上压，把我推倒了两次，我用脚把警察蹬到一边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有人用灭火器对着我上下乱喷，火立即就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就大声喊到：“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是世人必尊之法，师父是宇宙主佛。”不断反复地喊。他们正准备去开车时，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到：“那边也着火了。”他们留下一个人看我，余下的人都飞快跑向别的几个“功友”自焚的地方。我继续喊着口号，约不到10分钟警察开车到我身边，把我推上警车送到一所医院。这家医院说他们没能力接这种烧伤的病人，并推荐到积水潭医院，警察让我躺上担架被我拒绝，自己上了汽车，这时警车拉着警笛飞速疾驰，驶向积水潭医院。到医院后让我躺在急诊室的活动床上，这时没感觉一点痛苦和后悔，过了一会儿，陈果被推进来了，没说话，静静躺在我旁边。我欠起身子看了看她，她平时的形象立即浮在我的眼前，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又过了一会，刘思影、郝慧君也被推进来了，都无声地躺在同一间房子里，但一直没看到刘春玲、刘云芳、刘葆荣，这时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刘春玲很可能……刘云芳和刘葆荣他俩在一起，但不一定……不知怎么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过后证实了，果不出我所料。

　　但对刘云芳我当时并没有怨的想法，因为“修炼”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我为自己能走到这一地步而深感自豪。

　　“1·23”事件之后，“法轮功”在美国总部的代言人张尔平公开声明，不承认我们这些引火自焚的人是“大法”弟子，而是破坏“大法”的魔。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很坦然，我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现在想想李洪志为掩盖他及他所传的“法轮功”骗人害人的邪教本质，承认我们这些自焚的人是“大法”弟子实在为难，但是看看我的经历和“1·23”事件的全过程，就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修“大法”的人了。 

　　如此朗朗乾坤，太平盛世，我们这些本来就安居乐业的平常百姓，男女老幼，如果不是受了李洪志“法轮功”弥天大谎的蛊惑，怎么会跑到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以身试法呢？

　　看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对“1·23事件”追踪报道，我才知道在美国的“法轮功”总部曾经指令郑州的“法轮功”人员调查我们这几个人，这我就不明白了。李洪志既然自称是宇宙主佛，本应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你那“法身”不是无处不在吗？为何还指令他人跑到开封调查一番呢？ 

　　2001年的7月20日，中央电视台记者诙谐地对我说：今天采访前，先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们的“师父”经过多方调查证实，你们参加自焚的人确实是“大法”弟子，只是悟偏了。现在我们转达你，对此你有何感想？当时我是如何回答的，等会儿读完以后大家就清楚了。李洪志不是说过“修炼”“大法”是不会出偏的，还说当我们有过偏的行为时，他的“法身”会即时点我们的，他的“法身”和“法轮”都会保护大家的，所以，他说修炼“法轮功”最安全，绝对不会有危险，那又如何解释全国经查证落实的1700余人因“修炼”“法轮功”后拒医、拒药、割脉、投河、跳楼等等自杀自残、他杀致死致残的呢？

　　我开始不相信这些是真的，是政府捏造的，后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我震惊了，面对客观事实，我不能昧着良心否认所发生的这一切，过去舍命追求的到底是否真对，我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待续）